• 当前制约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

    分布式光伏发电是国际先进国家开发利用太阳能的主要方式,在我国,对缓解可再生能源电力集中开发面临的“弃风”、“弃光”限电问题,减少集中式开发的补贴需求,特别是增加城市中的清洁能源供应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以来,国家通过颁布电价、加大补贴、简化审批等方式,制定了规模化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战略。但一年多以来,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规模仍低于预期,屋顶协调难、融资贷款难、商业模式单一等问题仍普遍存在。为识别当前制约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瓶颈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提出完善政策建议,我们于2014年7月、8月和10月分别赴广东省三水市、浙江省嘉兴市,以及山东省聊城、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青岛等市开展了调研。
    一、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背景
    太阳能光伏是一个高新技术行业,我国光伏产业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2003年开始实施“送电到乡”等国家扶贫项目起步,到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国内兴起了一批光伏产品制造企业,在江苏、浙江、江西、河北等省,逐渐形成了光伏产业集聚区,并涌现了尚德、英利、赛维LDK等十几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市场份额全球领先的企业。但由于光伏发电成本较高,这些企业主要以出口国外市场为主,国内市场应用规模很小。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光伏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尤其是自2011年开始,欧美国家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随后征收高额关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内光伏企业面临生死存亡。考虑到十年来光伏产品价格下降了几乎一个量级,为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国家从2013年开始,提出大力扩大国内光伏市场应用。分布式光伏贴近电力用户,节省了输配电成本,大大降低了补贴需求,同时也是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可开发清洁能源,因而国家提出要大力开拓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相关政府部门当年陆续出台了光伏发电价格、补贴、税收等方面相关鼓励政策,颁布了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并网接入等管理规定,并提出未来几年每年新增光伏发电100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占8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还将建设18个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并将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在示范区内探索规模化的商业开发和融资模式。电网公司也公布了分布式项目并网条例和标准,简化并网程序。浙江、江西等省市县各级政府出台了额外补贴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然而,尽管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联合施策,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仍低于预期。截至2014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并网总装机容量2108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394万千瓦,仅占19%,与发展目标相差甚远。特别是在2013、2014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多项支持政策条件下,2014年上半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84万千瓦,仅实现年度发展目标的十分之一。
    二、调研概况
    (一)广东三水调研情况
    国家设立分布式光伏示范区的目的,是发挥园区管委会较强的管理沟通能力,从而解决屋顶协调、企业诚信担保、融资平台建立等问题。调研了解到,为鼓励分布式光伏应用,三水工业园区将各种地方政策与国家鼓励政策相结合,要求区内新建的厂房,必须与政府签订屋顶使用合同,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量,给予节能减排折减优惠,并组织专业机构,对新建建筑和已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安全性进行审查。国家预期通过园区管委会统筹协调多个企业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试点,在实际中也得到了有效执行。
    但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三水示范区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进度较缓。到2014年上半年,三水分布式光伏示范区已建成13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其中只有约50千瓦是享受2013年出台的0.42元/千瓦时补贴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其余都是享受初投资补贴的“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主要原因不在于备案、并网、补贴等过去困扰分布式光伏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融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专门支持示范区建设,国家能源局和国开行联合发文,要在示范区内成立以企业信用为基础、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地方融资平台,国开行向该平台提供授信,平台以委托贷款等有效的资金运作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融资支持。三水示范区也尝试开展了融资模式创新,成立了由三水园区管委会及其他两家企业共三家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公司,以此作为融资平台。为降低风险,国开行要求地方政府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虽然地方政府在发展分布式光伏方面非常积极,但这种担保会占用地方政府举债空间,影响地方政府整体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对此难以下定决心。项目公司无奈提出由股东按照股份比重提供相应金额担保的方式获得国开行资金,即传统的股东担保融资方式,这也意味着建立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家计划通过政策性银行支持开展融资平台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浙江嘉兴调研情况
    浙江分布式光伏发展排名全国第一,与其光伏产业基础强、省市政府高度重视光伏发展密切相关。浙江是全国分布式光伏补贴力度最大、出台时间最早的省份。在国家对分布式光伏补贴0.42元/千瓦时的基础上,浙江省2013年出台了全省再补贴0.1元/千瓦时的优惠政策。2014年前三个季度,浙江新增分布式光伏28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
    虽然嘉兴并不是国家确定的分布式光伏示范区,但围绕海润等光伏龙头企业,嘉兴较早制定了着力发展光伏产业“五位一体”综合创新战略,即光伏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光伏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与体制创新、光伏发电集中连片开发的商业模式创新、适应分布式能源的区域智能电网建设、政策集成支持体系创新相结合,力图打造新能源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战略。为此,嘉兴市在国家和省级补贴的基础上,再提出全市补贴0.1元/千瓦时的刺激政策,而下辖秀洲区更是提出再给予1元/瓦投资补贴的第四级补贴政策。秀洲区规划建设6.1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项目,截止2014年6月,全区已建成2万千瓦,占全省新增规模的2%,相当于很多省的装机规模。嘉兴市下辖的桐乡、南湖、海宁等区县,也都类似的补贴政策。
    嘉兴市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成功经验是政府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嘉兴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工业园区的屋顶进行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妥善解决好屋顶业主、光伏发电业主、电力用户三方的利益关系问题,落实屋顶资源,实施硬措施。
    虽然围绕促进光伏产业集聚区的嘉兴模式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应该看到,这些成绩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省、市、区三级较大的资金补贴政策,这与嘉兴经济实力较强有关,而这种补贴优惠取消之后的后续成长力如何,也难以评估。
    (三)山东济南、潍坊等市调研情况
    山东是经济能源大省,电力需求量大,凭借较多工业厂房屋顶、用电负荷大的优势,建设了一批投资回报效益较好的分布式光伏项目,近年来分布式光伏发展较快,2014年上半年并网容量达到25.4万千瓦。通过光伏开发企业与传统工业企业合作的形式,拓展了分布式光伏可开发资源。如山东高速集团与英利太阳能公司合作,计划在山东高速服务区、护坡、互通立交闲置土地、大型工矿企业、蔬菜、养殖大棚、沿海滩涂、池塘等规划建设10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英大新能源公司与山东海化集团合作,在潍坊利用碱渣综合治理土地计划建设2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以5条35千伏电压线路就近直供潍坊纯碱厂、滨海开发区等用电需求。由于这些项目规模较大,母公司具有开发实力和贷款担保能力,实质是以投资建设电站但享受分布式光伏优惠政策的方式进行开发,绕开了分布式光伏开发的收益分享机制复杂、融资担保困难等问题。
    调研中还发现,2014年国家能源局给山东省下达了100万千瓦的年度光伏发展计划,其中20万千瓦是光伏电站、80万千瓦是分布式光伏。但实际建设情况是集中式电站较多,分布式项目完不成指标。原因是电站项目电量全部销售电网,收益可以保障,分布式需协调利益相关方关系复杂,及时回收电费具有不确定性。在2014年国家调整分布式光伏项目范围之后,这些项目还是宁可将电量全部卖给电网,正是因为电网代为计量和收费的第三方售电模式仍不成熟。
    三、当前制约分布式光伏发展的瓶颈问题分析
    调研发现,虽然部分地区、部分项目仍存在电网接入难、补贴发放不及时、审批流程不透明等问题,但这些已不是困扰分布式光伏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制约我国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发展的主要瓶颈,是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导致项目收益预期不稳定,难以形成完善的商业开发模式和投融资体系。这主要是因为:
    (一)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存在较大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商业模式局限于两种:一是自有屋顶,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二是合同能源管理,光伏系统开发商在业主屋顶建设项目,向业主供电,也可以余电上网,协商利益分成关系。由于自有屋顶的企业,并不是专门的发电企业,因而,一般情况下,我国以提供合同能源服务的第三方开发分布式光伏系统模式为主。但由于我国尚没有建立有效的诚信体系,使得合同能源服务公司面临着屋顶业务不交电费的违约风险,而一般金融系统没有精力通过司法手段去降低这类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而不愿意对此类项目给予融资。合同能源服务的融资难,在节能服务管理领域普遍存在,昭示了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融资模式需要有较大的创新突破。
    (二)屋顶业主长期稳定用电的风险难以消除
    我国目前的补贴模式,要求拥有屋顶业主必须有较大自用电量比例,这是因为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减少的光伏发电抵消的从电网购电的电费支出,通常工商业电价0.8—1元/千瓦时;二是0.42元/千瓦时的补贴。如果自用比例较低,光伏电力只能输送到网上,那项目将只能获得当地火电上网价格的收益,这个水平一般在0.3—0.4元/千瓦时,大大低于工商业电价。因而,如果屋顶用户电量降低,将大大降低项目收益,极端情况下,如果屋顶业务的企业倒闭,完全没有电力消费,分布式光伏项目将不得不全部上网,项目收益将大大低于预期。
    (三)现有电力体制机制限制了分布式项目扩大收益的可能
    我国《电力法》规定,一个售电区只能有一个电力供应商。在电力短缺、计划经济时代,这对保障电力供应、理顺电力建设非常必要。但这个规定大大限制了贴近电力用户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建设。虽然国家相关部门专门出台文件豁免了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发电许可权,但这些项目仍只能“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在自身无法消纳全部电力的情况下,无法向相邻的电力用户供电。因而,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投资人只能寻找同时满足足够大的屋顶面积、有足够大自用电特征的屋顶项目,这大大局限了我国分布式光伏市场的发展空间。
    (四)行业信息不透明束缚了投资人的决策空间
    分布式光伏项目一般有20年的发电寿命,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分布式光伏项目信息数据库,光伏产品参差不齐,开发商、运营商的能力也无法评估,项目年发电量等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渠道。对投资者而言,这些都使得他们无法衡量项目的真正品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产评估体系,保险公司实质性介入不足,使得整个分布式光伏行业的风险共担能力大大受限。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诸多风险,金融机构普遍无法将分布式光伏系统当作一个可带来稳定收益的资产。金融机构认为,难以真实评估分布式光伏系统的现金收益,无法对项目给予有现金流担保的贷款。因而,不仅商业性银行没有介入分布式光伏的项目融资,连国开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在金融创新上也存在着诸多顾虑。总之,从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分布式光伏系统无需燃料的发电效益及其带来的显著环境效益,都无法转变为金融系统认可的抵押能力,整个行业缺乏证券化能力,严重缺乏持续不断、有活力的资金投入。
    四、国外发展分布式光伏经验
    国际上分布式光伏发展较好的国家具备三方面有利条件:一是具有竞争性的电力市场,二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制定了较大力度的经济激励政策,三是投资市场具备完善的信用体系。
    电力市场开放竞争,市场参与主体活跃。德国一直是光伏发电领先国家,且80%光伏项目是以居民为开发主体的分布式光伏。普通居民对投资光伏系统具有可行性、积极性,除其房屋以独栋建筑为主、具有屋顶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其开放竞争的电力市场。只要符合安全、环保、土地使用、并网标准等要求,投资者参与可再生能源电源开发的申请手续便捷,市场进入门槛较低。通过上下网安装两个电表,分布式光伏开发者既可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也可以全部出售,甚至可以集连成片、以股份形式共同开发并分享发电收益。美国加州等实行“净电表”政策,电量也可以自由买卖,竞争性电力市场是重要的前提。
    可再生能源发电支持力度大,保障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德国、日本等国光伏发电系统建设成本都显著高于我国,基本是我国的两倍以上,但分布式光伏发电收益稳定、盈利空间远高于我国,德国前两年甚至出现了分布式光伏发展超过预期,政府主动控制发展规模的情况,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较大力度且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政策支持力度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本身的支持,如德国、日本实施固定电价政策,美国实施配额制和“净电表”政策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税收手段等增加化石能源利用成本,内部化其环境外部性成本,高电价使分布式光伏获得了公平竞争环境,具有市场竞争力。德国2014年居民电价约为26欧分/千瓦时(2.2元/千瓦时)左右,电价中各类税收约占一半,主要是资源税和环境税种。在较高稳定的收益率面前,分布式光伏成为养老金、保险等争相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热点领域。
    投融资市场信用体系完备,为创新融资模式提供了基础。美国、德国对分布式光伏系统投资者都建立了完善的信用系统,包括对组件采购、系统维护、电量生产等数据都进行实时统计,信息透明、及时公布,对投资者权益进行了保护,且便于对资产评定和估值,有利于光伏资产证券化。美国Solarcity公司就创新建立了这样一个融资平台,利用美国投资新能源可抵扣税的鼓励政策,通过统一租赁屋顶资源,负责项目选址、开发、运营,与屋顶业主获取、分享电费和抵税收益。由于资产盈利性好,公司上市并获取了良好信誉,将光伏资产证券化并向投资公司、社会资本等融资,并与特斯拉电动汽车、谷歌等公司等合作开拓新的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
    五、促进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思考
    分布式光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描述的能源网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核心技术,发展分布式光伏是实现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大势所趋。就我国当前而言,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金额小,是最易吸引社会资本的领域。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只能投向房地产等过剩产能领域;另一方面是类似分布式光伏等新兴行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步履维艰。
    虽然我国的体制机制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国外在创建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制度环境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切实落实已有政策,清除各种风险
    一是地方政府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对新建厂房、公共建筑、高速和加油站闲置空间等提出建设分布式光伏的要求,预留场地、规范标准,保障分布式光伏资源来源。
    二是加强监管,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电网公司的监管力度,强化监督机制,对分布式光伏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报告,对相关政策机制进行不断完善,及时调整不足之处,清除政策落实执行中存在的障碍。
    三是完善管理程序,进一步规范项目备案、并网、补贴发放流程,保障项目收益持续稳定,尽可能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实施层面风险。
    (二)开展电力运营模式创新
    必须改变电网公司的盈利模式,将其“购售电”价差盈利的模式,改为政府考核运营管理效率、核定盈利水平的模式。只有这样,电网企业才会真正开放分布式光伏项目在配电端的发展,光伏发电冲抵其售电量不会影响其收益,从而使分布式光伏能够向第三方售电,拓宽了对适宜屋顶的选择范围,从而大大降低自用电比例不足带来的收益降低风险,并最终形成“第三次工业”所描述的千家万户发展分布式清洁能源的局面。
    (三)创新投融资政策机制
    在国家金融创新要求的鼓励下,深圳前海分布式光伏示范区也开展过“众筹”模式的金融创新,但这个“股权众筹”的模式没有消除投资风险,增加了协调多达上百人利益的新风险。从国外情况看,个人用户总投资额不大、不存在第三方风险,是最易鼓励发展的领域。因而,建议应加大对江浙粤等经济发达地区、有自住房屋居民或农户的小额金融支持力度。
    未来,必须要推动分布式光伏资产可证券化,其核心是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体系,对组件商情况、组件产品质量、开发商资质、项目发电量、地方政策变动等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项目风险评估机制,并吸引保险机构的介入,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从而为电站产权交易等新型分布式光伏项目融资机制的建立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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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展分布式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但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推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加快建设美丽中国,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坚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既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约性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好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战;又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持之以恒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主要目标
    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经济、人口布局向均衡方向发展,陆海空间开发强度、城市空间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城乡结构和空间布局明显优化。
    ——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能源消耗强度持续下降,资源产出率大幅提高,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以上,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
    ——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关键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
    二、强化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合理布局和整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四)积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健全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环境等配套政策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进市县落实主体功能定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多规合一”,形成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区域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必须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明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准入事项,明确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禁止和限制发展的产业。编制实施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加快推进国土综合整治。构建平衡适宜的城乡建设空间体系,适当增加生活空间、生态用地,保护和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
    (五)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认真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增强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尊重自然格局,依托现有山水脉络、气象条件等,合理布局城镇各类空间,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保护自然景观,传承历史文化,提倡城镇形态多样性,保持特色风貌,防止“千城一面”。科学确定城镇开发强度,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建成区人口密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从严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和程序。强化城镇化过程中的节能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便捷的交通体系,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提高城镇供排水、防涝、雨水收集利用、供热、供气、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所有县城和重点镇都要具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提高建设、运行、管理水平。加强城乡规划“三区四线”(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绿线、蓝线、紫线和黄线)管理,维护城乡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杜绝大拆大建。
    (六)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县域村庄规划,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加快农村危旧房改造,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治理,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改厕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治理农业污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依托乡村生态资源,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业。引导农民在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植树护绿。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环境整治和民风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创建。
    (七)加强海洋资源科学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根据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科学编制海洋功能区划,确定不同海域主体功能。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控制海洋开发强度,在适宜开发的海洋区域,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积极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严格生态环境评价,提高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综合开发水平,最大程度减少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严格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加强海洋环境治理、海域海岛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有效保护重要、敏感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积极治理船舶污染,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控制发展海水养殖,科学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开展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估。实施严格的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自然岸线控制制度,建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
    三、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必须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八)推动科技创新。结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科研活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加强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研究,开展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突破。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综合集成创新能力,加强工艺创新与试验。支持生态文明领域工程技术类研究中心、实验室和实验基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形成一批成果转化平台、中介服务机构,加快成熟适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加强生态文明基础研究、试验研发、工程应用和市场服务等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九)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采用先进适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服务业,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积极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加强预警调控,适时调整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名单,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逐步提高淘汰标准,禁止落后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做好化解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推动要素资源全球配置,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调整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十)发展绿色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以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拉动消费需求,以增强节能环保工程技术能力拉动投资增长,以完善政策机制释放市场潜在需求,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节能环保产业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工程,规划建设产业化示范基地,规范节能环保市场发展,多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加快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推进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源、沼气、地热、浅层地温能、海洋能等应用,发展分布式能源,建设智能电网,完善运行管理体系。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提高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推广普及力度。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林产业。
    四、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节约资源是破解资源瓶颈约束、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之策。要深入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各类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十一)推进节能减排。发挥节能与减排的协同促进作用,全面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低碳行动,实施重点产业能效提升计划。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和供热计量改造,从标准、设计、建设等方面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上的应用,鼓励建筑工业化等建设模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运输方式,推广节能与新能源交通运输装备,发展甩挂运输。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农业生产设备。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创建活动。强化结构、工程、管理减排,继续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十二)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加快建立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体系,提高全社会资源产出率。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开发利用“城市矿产”,推进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以及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再制造和再生利用产品,鼓励纺织品、汽车轮胎等废旧物品回收利用。推进煤矸石、矿渣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组织开展循环经济示范行动,大力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循环链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十三)加强资源节约。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加强全过程管理,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加强用水需求管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促进人口、经济等与水资源相均衡,建设节水型社会。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和产品,发展节水农业,加强城市节水,推进企业节水改造。积极开发利用再生水、矿井水、空中云水、海水等非常规水源,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程,提高水资源安全保障水平。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加强土地利用的规划管控、市场调节、标准控制和考核监管,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模式。发展绿色矿业,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五、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严格源头预防、不欠新账,加快治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多还旧账,让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十四)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形成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川滇、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近岸近海生态区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提高沙区、草原植被覆盖率,有序实现休养生息。加强森林保护,将天然林资源保护范围扩大到全国;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加快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完善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快推进基本草原划定和保护工作;加大退牧还草力度,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湿。加强水生生物保护,开展重要水域增殖放流活动。继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点。加强水土保持,因地制宜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地下水保护和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强化农田生态保护,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大退化、污染、损毁农田改良和修复力度,加强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立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健全国门生物安全查验机制,有效防范物种资源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积极参加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谈判和履约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行分级、统一管理,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研究建立江河湖泊生态水量保障机制。加快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防治和应急等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十五)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按照以人为本、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原则,建立以保障人体健康为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防控环境风险为基线的环境管理体系,健全跨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继续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逐渐消除重污染天气,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饮用水源保护,全面推进涵养区、源头区等水源地环境整治,加强供水全过程管理,确保饮用水安全;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和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控制和规范淡水养殖,严格入河(湖、海)排污管理;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种养业特别是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科学施用化肥、农药,推广节能环保型炉灶,净化农产品产地和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推进重金属污染治理。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推进尾矿安全、环保存放,妥善处理处置矿渣等大宗固体废物。建立健全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废物等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切实加强核设施运行监管,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
    (十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当前长远相互兼顾、减缓适应全面推进,通过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碳汇等手段,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和预防,提高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水平。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城市、城镇、产业园区、社区试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建设性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格局。
    六、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十七)健全法律法规。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研究制定节能评估审查、节水、应对气候变化、生态补偿、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土地管理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十八)完善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耗、水耗、地耗、污染物排放、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标准,实施能效和排污强度“领跑者”制度,加快标准升级步伐。提高建筑物、道路、桥梁等建设标准。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环境风险高的地区要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鼓励各地区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建立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国情的能效和环保标识认证制度。
    (十九)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明确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监管者及其责任。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制度,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边界,实现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按质量分级、梯级利用。严格节能评估审查、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坚持并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加强土地用途转用许可管理。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制度,强化矿产开发准入管理。有序推进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二十)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违法排放污染物、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要依法查封扣押排放污染物的设施设备。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适时调整主要污染物指标种类,纳入约束性指标。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信息公开等制度。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二十一)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树立底线思维,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合理设定资源消耗“天花板”,加强能源、水、土地等战略性资源管控,强化能源消耗强度控制,做好能源消费总量管理。继续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管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实施永久保护,对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实行总量控制,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确保耕地数量不下降、质量不降低。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环保责任红线,相应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科学划定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领域生态红线,严格自然生态空间征(占)用管理,有效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探索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能力的地区,及时采取区域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二十二)完善经济政策。健全价格、财税、金融等政策,激励、引导各类主体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深化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定价要体现基本需求与非基本需求以及资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差异,体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进一步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调整矿业权使用费征收标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统筹有关资金,对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与建设、先进适用技术研发示范等给予支持。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取消相关收费基金,逐步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完善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绿色信贷,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探索排污权抵押等融资模式。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二十三)推行市场化机制。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低碳产品和有机产品认证、能效标识管理等机制。推进节能发电调度,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依次调用化石类能源发电资源。建立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深化交易试点,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水权交易试点,培育和规范水权市场。全面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引入社会力量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二十四)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归并和规范现有生态保护补偿渠道,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流域上游与下游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实施补偿。建立独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二十五)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不唯经济增长论英雄。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制度。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评价其自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完整性。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
    (二十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及问责制度。严格责任追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力的,要及时诫勉谈话;对不顾资源和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监管责任。
    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计监测和执法监督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薄弱环节,加强统计监测、执法监督,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二十七)加强统计监测。建立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和水土流失、沙化土地、土壤环境、地质环境、温室气体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准确性、及时性,实现信息共享。加快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在线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开展全天候监测,健全覆盖所有资源环境要素的监测网络体系。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健全环境与健康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状况调查和评估。加大各级政府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性资金对统计监测等基础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二十八)强化执法监督。加强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对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浪费能源资源、违法排污、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的执法监察和专项督察。资源环境监管机构独立开展行政执法,禁止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执法活动。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基层执法队伍、环境应急处置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对资源开发和交通建设、旅游开发等活动的生态环境监管。
    八、加快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风尚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汇集民力,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
    (二十九)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从家庭、学校教育抓起,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将生态文化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和资源,创作一批文化作品,创建一批教育基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文化的需求。通过典型示范、展览展示、岗位创建等形式,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组织好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世界海洋日和全国节能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树立理性、积极的舆论导向,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宣传,普及生态文明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等,报道先进典型,曝光反面事例,提高公众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三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广泛开展绿色生活行动,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严格限制发展高耗能、高耗水服务业。在餐饮企业、单位食堂、家庭全方位开展反食品浪费行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要带头厉行勤俭节约。
    (三十一)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健全举报、听证、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制度,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有关组织可提起公益诉讼。在建设项目立项、实施、后评价等环节,有序增强公众参与程度。引导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作用。
    九、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勇于探索和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蓝图逐步成为现实。
    (三十二)强化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要建立协调机制,形成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格局。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三十三)探索有效模式。抓紧制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各地区要抓住制约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方面积极实践,力争取得重大突破。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形成有效模式,加大推广力度。
    (三十四)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综合影响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发扬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促进全球生态安全。加强南南合作,开展绿色援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
    (三十五)抓好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抓紧提出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与本意见相衔接的区域性、行业性和专题性规划,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要求,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同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就贯彻落实情况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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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NEC2015:上海光伏展盛大开幕

    2015年4月28-30日,在中国、亚州、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光伏盛会SNEC第九届(2015)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五点要求: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最近召开的全国“十三五”能源规划工作会议上,也将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列为规划重点,突出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SNEC2015两会正是审时度势,响应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号召,为所有有志于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企业、个人提供给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
    本次SNEC2015两会由亚洲光伏产业协会(APVIA)、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CRES)、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CREIA)、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SFEO)、上海科技开发交流中心(SSTDEC)、上海新能源行业协会(SNEIA)牵头,并邀请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SEIA)等19个国际机构和组织联合主办,阵容十分强大。
    SNEC2015两会从2007年第一届的1.5万平方米,发展到2012年的20万平方米,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共23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国际展商比例占40%,2013年和2014年在全球太阳能行业经历严冬的情形下,更是仍然保持了15万平方米、1500多家参展商的规模。本次SNEC2015两会预计展出面积为18万平方米、预计参展商有1500家、预计参观人次大约在15万。自2014年7月18日开始招展以来,目前国内外报名参展的企业已超过1000家。其中,较为知名的参展企业中,设备制造商包括迅德、RENA、Manz、Roth&Rau、Meyer Burger、DEK、西门子、Centrotherm、Oerlikon、SIBCO等,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商、系统集成商包括无锡尚德/顺风,南京中电,韩华,英利,阿特斯,LDK,晶澳,晶科,正泰,特变电工,中盛,汉能,腾晖等,逆变器生产企业包括阳光电源,华为,宝威电源,追日,SMA、KOSTAL,ABB,Solaredge等,硅料供应商包括保利协鑫,LDK,Active Solar,Elkem,Hankook Silicon等,其他太阳能材料的参展企业有杜邦,道康宁,贺利士,圣戈班,LG,SKC,康维明等。展品范围包括光伏生产设备、材料、光伏电池、光伏应用产品和组件,以及光伏工程及系统,涵盖了光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本次参展企业中,展位面积超过200平方米、300平方米的比比皆是,还有不少企业扩大展位面积到500多平方米、700多平方米的,如保利协鑫、山东大海、华为、阳光电源、中利腾晖等。
    SNEC2015会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涵盖光伏技术及制造的方方面面,包括设备/装置、材料、工序、制造、集成以及新兴的光伏技术和应用,是帮助您了解光伏产业未来市场趋势、合作发展策略、各国政策导向、行业最前沿的技术,更是为您提供向业界展示成果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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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支持...

    近日,美国国家能源部(DOE)下属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同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CPVFA)建立了极富价值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开发大规模、多样化的投资,以推动中国光伏资产发展。
    NREL将基于其“太阳能进入公共资本”(SAPC)工作组的经验向CPVFA提供相关建议。此合作作为“美中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在中美清洁能源十年合作计划大框架下进行。依照两国于2014年11月共同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所达成的共识,此合作也为促进未来碳减排所需投资提供了模式范本。
    NREL将根据SAPC工作组的经验,在文件标准化、数据可用性以及资产配置和运维的连续性等方面为CPVFA提供建议。SAPC旨在通过项目现金流的证券化和其他创新性融资工具开放低成本资本市场投资。
    SAPC行动负责人Michael Mendelsohn先生表示:“美中合作关系是一项双赢的事业。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将能够在资产开发和并网方面提供独到见解,并正在积极地通过池化融资工具、降低交易成本来开放投资,这些都同NREL和SAPC工作组的主要目标不谋而合。我们也能够就这一领域提供相关经验和专业支持。”
    CPVFA秘书处目前设在依托机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并由其负责联盟筹备、运营和日常联系工作。在组建过程中,CPVFA获得了能源基金会、国家能源局及中国银监会的大力支持。CPVFA由中国主要的政府机构及私营部门实体共同组成,其中包括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实验)中心、北京鉴衡认证中心,许多行业内领先的开发企业、工程公司、制造企业,以及其他来自太阳能、金融及电力行业的利益相关方。
    “在中国全面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强化电力体制和金融市场改革的背景之下,成立光伏电力联盟意义非凡,”CREIA常务副秘书长、CPVFA秘书长唐文倩这样表示。
    “中美的合作以及金融与光伏产业的融合共进,不仅将大力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也将为中国的金融创新带来无限空间。”她同时说道,“联盟将重点构建中国光伏电力行业通用标准和准则,扩大融资渠道,促进融资模式和产品创新,建设投资机构与光伏业界的对话和对接机制,搭建一个专业、高效、公正的投融资服务平台。”
    CPVFA于2015年4月3日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超过60家会员机构与企业派代表参加并给与支持,来自中国太阳能及投融资行业的参会听众达几百名,展示了联盟强劲的发展势头。关于CPVFA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http://www.creia.net/broadcast/inregular/3607.html
    由NREL创办的SAPC工作组目前包括440多家会员单位,会员业务范围包括项目开发、法律、金融、会计、工程和其他太阳能资产开发、融资及运营相关领域。下载SAPC相关材料或了解更多工作组情况,请访问网站:https://financeRE.nrel.gov 。欲加入SAPC,请联系Francisco Flores-Espino 。“美中可再生能源合作关系”由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办公室的国际事务办公室支持。
    NREL是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领域最主要的国家性实验室。NREL由可持续能源联盟为能源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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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工作介...

     
    2015年4月2日,第一届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会员大会在京召开。联盟全体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支持,联盟秘书长唐文倩就联盟成立过程及筹备工作进行了汇报。
    会员单位讨论了联盟组织结构、管理办法、行动方案等相关事宜,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章程》,以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了联盟理事会成员。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了联盟成立的意义,并对今后的工作提了要求。他指出,联盟的成立恰逢其时,要更加广泛的发挥它的作用,积极推动光伏产业创造性地发展。
    会后,参加第一届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会员大会的全体代表进行了合影留念。

     
    点击前往下载联盟成立大会暨论坛发言嘉宾PPT
     
    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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